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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孫星衍與洪亮吉酷嗜秦音

  • 作者:史遇春 2019-11-24 10:29 字體:[ ]

乾隆中葉,大清王朝氣運鼎盛,秦腔興盛;孫星衍與洪亮吉酷嗜秦音

我是秦人,自幼即愛秦音。

這里所謂的秦音,即眾口所說之秦腔。

對于秦腔的愛好,雖然沒有到癡迷的程度;但是,閑來無事,聽它、學它,倒可以說是我人生之中的一大日常必備之事。

要說秦腔可以為樂,對我,倒是不盡然;但是,秦腔在我,可以解憂,確是親身經驗。

關于秦腔的種種、關于秦腔與我的諸端,在其他文字中,我已多有提及。

今天,不說我看秦腔、不寫我思秦腔。

本文,說一說清代的人是如何看待秦腔、如何記述秦腔的。

本文出自清人李岳瑞的筆記《悔逸齋筆乘》中《孫淵如、洪北江嗜秦音》一節。

秦腔興盛 

清朝時,中國的曲歌,以徽腔與秦腔為兩大宗。

所謂徽腔,即徽調,既是徽劇的舊稱,亦指徽劇所用的腔調。徽腔主要為吹腔、高撥子和二黃;后也用西皮、高腔、昆腔等。清高宗(愛新覺羅·弘歷)乾隆 (公元1736年~公元1795年)、 清仁宗(愛新覺羅·颙琰)嘉慶(公元1796年~公元1820年)年間,徽班進京演出之后,徽腔對京劇腔調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。 清德宗(愛新覺羅·載湉)光緒(公元1875年~公元1908年)年間的舉人徐珂在其《清稗類鈔·戲劇·徽調戲》:“ 程長庚 亦挾技入都,於是始有徽調。”

說到徽腔,重點介紹一下二黃。

作為戲曲唱腔的二黃,一般而言,都說是來自安徽,形成于鄂東與安徽毗鄰地區。在京劇、漢劇、徽劇等劇種里,二黃都同西皮腔調并用,合稱“皮黃”。在湘劇、桂劇等劇種里,二黃又稱“南路”,同西皮稱“北路”相對,或合稱“南北路”。在皮黃中,二黃凝重,西皮明朗。清代初期,西皮是漢調的主要唱腔,二黃是徽調的主要唱腔。清中葉,西皮、二黃開始合流。至清宣宗(愛新覺羅·旻寧)道光(公元1821年~公元1850年)年間,徽、漢二調在北京成為京劇的基本唱腔。

不過,二黃調名的來由,秦人也有其說,道是,二黃是陜南地區僅次于南路秦腔(即漢調桄桄)的大型劇種。音樂唱腔,與皮黃系統各劇種基本相同,以“西皮”和“二黃”兩種聲腔為主干,幫與京劇接近。其二黃由來,在陜西省有各種說法,皆與湖北“黃崗”說、江西“宜黃”說、安徽“石牌”說不合,而與陜西直接關系。據安康漢調藝人世代流傳,都說二黃是在本地土調“黃腔”基礎上受南北曲與兄弟劇種的影響發展演變而成。而所謂“黃腔”,在陜南三共本屬“出格”、“變調”之意。如此,則“二黃”也許是西秦腔在陜西的“變調”之意。在漢水流域,舊有“一清二黃三月(兩湖寫作“越”)調,梆子跟上胡吵鬧“之說。二黃名稱或與此相應。至于有人寫“黃”為“簧”,是否因原來曾用笛和嗩吶伴奏,尚待查考決定。清代咸陽劉古愚、蒲城張東白、民國時富平王紹猷、乾縣范紫東等前代學人,相繼考察,同謂二黃乃“秦聲吹腔古調新聲”。這種說法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它與“西皮調”東傳的時間,雖然有先有后,但其淵源則同屬早期“隴東調”、“西秦腔”在江漢流域的分支,與現稱的梆子秦腔同源異流,以致在清朝中葉秦腔藝人、漢調藝人與微調藝人先后同臺,才成為可能,也因此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這一劇種。

說完徽調,再看秦腔。

所謂的秦腔,就是梆子。這里的“梆子”,其實就是梆子腔。

梆子腔是對一種戲曲聲腔系統的總稱。它源出于山西、陜西交界處的“山陜梆子”,特點為唱腔高亢激越,以木梆擊節。然后,它向東、向南發展,在不同地區形成不同形式的梆子腔,如山西梆子、河北梆子、河南梆子、山東梆子、江蘇梆子(豫劇的徐州稱呼)等。

秦腔,中國西北最古老的戲劇之一。起于西周;源于西府(核心地區是陜西省寶雞市的岐山(西岐)與鳳翔(雍城));成熟于秦。又稱亂彈,流行于中國西北的陜西、甘肅、青海、寧夏、新疆等地,其中以寶雞的西府秦腔口音最為古老,保留了較多古老發音。又因其以棗木梆子為擊節樂器,所以又叫“梆子腔”,俗稱“桄桄子”(因為梆擊節時發出“桄桄”聲)。

因為徽腔和秦腔各有特色,所以,在清朝時,這兩個劇種的受眾也有很大的不同。

演繹徽腔的徽劇,其主要觀眾為士大夫階層。

以秦音見長的秦腔,則為普通民眾所喜聞樂見。

而且,那個時候,販夫、走卒、婦人、孺子等,這一階層的人群中,幾乎沒有不喜歡秦腔的。

清朝早期,秦腔只盛行于中國的北方。

到清朝末期,秦腔在長江以南也已經是很普通的曲歌、很普遍的存在了。

那些不喜歡秦腔的人,對秦腔的評價是:

急微噍殺。

意即其唱腔中聲音急促、不舒緩。

并且批評秦腔說是,這是北方邊鄙地區的殺伐之聲。

自古及今,評論樂曲,都主張并信奉“亡國之音哀以思”一說。

清末,很多人堅持認為,秦腔的曲調,以及它在清末的流行,就是對“亡國之音哀以思”最好的說明。

“亡國之音哀以思”一語,出自《禮記·樂記》:

“凡音者,生人心者也。情動于中,故形于聲,聲成文謂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,其政和;亂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國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聲音之道,與政通矣。”

大意如下:

一切音樂都產生于人的內心。情感在心中激蕩,便會通過聲音表現出來。聲音組合成有節奏的旋律,就成為音樂。所以說,太平盛世的音樂,安詳而快樂,這是政治寬和的表現;亂離時代的音樂,哀怨而憤怒,這是政治乖謬的表現。音樂的道理,與政治是相通的。

就是因為不喜歡、甚至是厭惡秦腔,清末,一些人認為秦腔就是“亡國之音哀以思”的明證。這種論調一起,以至于很多人都開始對秦腔抱持了非常負面的態度。

但是,仔細思索,一切又似乎并非隨風倒者所能真切體會。

其實,秦腔在清代的興起,還遠在徽劇以前。

清高宗乾隆(公元1736年~公元1796年)中葉,秦腔就已經在京師之中非常昌盛了。

孫淵如(星衍)、洪北江(亮吉)兩位大家,都對秦腔十分酷愛。

筆記《悔逸齋筆乘》的作者清人李岳瑞曾經在京師廠肆的一家書店中,見到過一個小冊子,提名做《秦云小譜》(因為撰寫筆記時,已經是二十三年以后的事情了,所以,筆記作者多此明并不十分確定)。

這本小冊子中所記載的,全都是畢秋帆(沅)在陜西任巡撫期間,當時比較精妙絕倫的伶人的小傳,這里面多記述的伶人,全都擅長秦腔。

這本小冊子里,還記載了孫淵如(星衍)、洪北江(亮吉)兩位先生的言辭,說是:

“中國所有的曲歌,比較高雅的,也僅僅能夠合上商音的音節、旋律。”

所謂商音,就是指旋律以商調為主音的樂聲,其聲多悲涼哀怨。

“中國的曲歌之中,偶爾有那么一、二節能夠合上宮音的音節、旋律的,可惜的是,就其全篇而言,則無法稱之為宮音。”

所謂宮音,就是指旋律以宮調為主音的樂聲,其聲正方而好義。

“只有秦地的梆子(秦腔為梆子腔,前文又述),演劇者無論生、旦、凈、末,只要一開口,就是黃鐘大呂,合于中音的音節、旋律。”

黃鐘,我國古代音韻十二律中六種陽律的第一律。

大呂,六種陰律的第一律。黃鐘聲調最宏大響亮。

后多以“黃鐘大呂”形容音樂或言辭莊嚴、正大、高妙、和諧。

“并且,秦腔之中,沒有一個字會混人商音、徵音。之所以如此,猜想是天籟自然所致,不是人力所能強行達到的。”

商音,五音之一,亦指旋律以商調為主音的樂聲,其聲悲涼哀怨。

徵音,五音之一,亦指旋律以徵調為主音的樂聲,其聲高亢磅礴。

因為要把國運的興亡和樂曲的盛衰聯系起來,所以,有人還說:昆曲在明朝末年十分繁盛的理由就在于昆曲預示著明朝的衰亡。

秦腔興盛 

昆曲的特點是:

清麗悲切、凄美婉轉。

聽了昆曲之后,觸情動心處常常讓人為之淚下。

所謂“亡國之音哀以思”,拿此時昆曲的興盛與明王朝的江山日暮連接,還是滿符合實情的。

等到清朝乾隆中葉的時候,其時,清王朝的氣運鼎盛。這個時候,人心安樂,生活和順,表現在音樂旋律上,就是秦腔的興盛。

秦腔雍容圓厚的特色,正是天下大治時,規諫的音聲。

雖然實況大約如此,但是,要把這話和清朝末期的人說起來,就像是拿南極對北極,反差會非常大。

筆記作者李岳瑞說,自己不懂得音律,而且,雖然自己就是秦人,但是,卻非常不喜歡聽梆子。

就其觀察思索,清末一些人對秦腔的論述,也不過是牽強攀扯之語罷了,也不見得就有真見識。

不知這世界上真的有萬寶常這個人嗎?

如果真有,筆記作者真相拜望他一番。

(文中音樂方面的知識,我很貧乏,就只能按照自己淺顯的理解書寫了。有不對的地方,還請方家批評教正。)

文中相關資料補充。

孫星衍。

孫星衍(公元1753年~公元1818年),字伯淵、淵如,陽湖縣(今常州市區)人。生于觀子巷(今和平南路),后遷居雙桂坊。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(公元1787年)殿試榜眼,歷任翰林院編修、刑部主事。乾隆五十九年(公元1794年)再升刑部郎中。后任道臺、署理按察使等職,清廉有政聲。清仁宗嘉慶十六年(公元1811年),任代山東布政使時,稱病告假回鄉;三年后,客居揚州,參與校刊《全唐文》;嘉慶二十一年(公元1816年),主持南京鐘山書院。先后主講泰州安定書院、紹興書院、杭州詁經精舍等書院,樂育英才;嘉慶二十三年(公元1818年),66歲,病逝。生平鉆研經史文學音訓之學,旁及諸子百家。精于金石碑版,工篆隸書,尤精校勘,輯刊《平津館叢書》、《岱南閣叢書》堪稱善本。勤于著述,積30多年之功,集古今各經學家成就,刊成《尚書古今文注疏》,標志清代古文經學達到高峰,孫星衍因此成為乾嘉學派(古文經學派)的重要人物。還著有《周易集解》、《寰宇訪碑錄》、《孫氏家藏書目錄內外篇》、《芳茂山人詩錄》等多種文集。

洪亮吉。

洪亮吉,先世祖籍安徽歙縣洪坑,三十七世洪璟曾任山西大同知府,其子洪公采為洪亮吉的祖父,入贅于常州趙氏,娶康熙四十八年狀元趙熊詔之女為妻,從此定居常州。洪亮吉生于清高宗乾隆十一年(公元1746年)九月三日(10月17日),卒于清仁宗嘉慶十四年(公元1809年)五月十二日(6月24日)。自幼喪父,刻苦讀書,以詞章考據聞名,尤其擅長輿地。與同里黃景仁、孫星衍友善,并得袁枚、蔣士銓的賞識。屢試不中,先后充安徽學政朱筠、陜西巡撫畢沅等幕府。乾隆五十五年(公元1790年)44歲時終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進士,授翰林院編修,充國史館編纂官。乾隆五十七年(公元1792年)擔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。后督貴州學政,任內為貴州各府書院購置經、史、《通典》、《文選》等方面圖書,提高了貴州學術水平。嘉慶元年(公元1795年)回京供職,入直上書房,教授皇曾孫奕純讀書。嘉慶三年(公元1798年),以征邪教疏為題考試翰林和詹事,洪亮吉著文,力陳內外弊政數千言,為時所忌,以弟喪辭職回鄉。嘉慶四年(公元1799年)為大學士朱圭起用,參與編修《高宗實錄》;同年,上書《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啟》,觸怒嘉慶帝,下獄并定死罪;后改為流放伊犁;百日之后,即被釋放回籍。從此家居撰述至終。

畢沅。

畢沅(公元1730年~公元1797年)清代官員、學者。字纕蘅,亦字秋帆,因從沈德潛學于靈巖山,自號靈巖山人。江蘇鎮洋(今江蘇太倉)人。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(公元1760年)進士,廷試第一,狀元及第,授翰林院編修。歷任內閣中書,軍機處章京,修撰,侍讀,甘肅鞏秦階道,陜西按察使,布政使、巡撫,河南巡撫,湖廣總督等。清仁宗嘉慶元年(公元1796年)賞輕車都尉世襲。病逝后,贈太子太保,賜祭葬。死后二年,因案牽連,被抄家,革世職。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,無所不通,續司馬光書,成《續資治通鑒》,又有《傳經表》、《經典辨正》、《靈巖山人詩文集》等。

萬寶常。

萬寶常(生年不詳~約公元595年),隋代音樂家,江南人。其父大通曾從梁朝部將歸附北齊,后圖謀逃返江南,事情泄露被殺;因株連獲罪,配充樂戶,成為樂工。萬寶常是一位音樂奇才,一次,與人吃飯,論及音樂,沒有樂器,就隨手持箸,在幾個食器上敲起來,居然諸音俱備,頗為動聽。當他提出八十四調理論時,有人哂笑他,以為是紙上談兵式的謬論,他卻能自如地在實踐中運用這一理論,出手成曲,令人贊嘆不已。還有一次,聽宮中奏樂后,忍不住淚如雨下,說:“聲音如此尖歷悲哀,天下人將互相殘殺矣。”時值盛世,眾人皆以為是胡言,大業末年,天下群雄并起,果大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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